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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指出，每个成年人的生活里都包含两段关于爱的故事。

第一段是异性之爱，源自性冲动，表征为爱情，被无数文艺作品赞颂了上千年；第二段是世人之爱，虽更为隐蔽，难以启齿，但重要性和剧烈程度却完全不亚于第一段。

世人之爱即他人对“我”的关注与爱戴——衣食一旦无忧，人便开始追求社会地位，劳心焦思，至死方休。

比如，当商人聚敛了足够几代人享受的财富后，仍沉迷赚钱不能自拔。此时，他醉心的并非钱本身而是由其带来的羡慕与崇拜。

再比如，士兵和登山家可以长期忍受艰苦卓绝乃至命悬一线的生活而毫无怨言，盖因他们清楚自己从始至终都受到他人的认可与尊重。

人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受制于周围人的评价。上一秒才因他人的褒奖而开心，下一秒便可能因他人的漠视而忧伤。

在饥寒交迫，刀兵连绵的年代，大多数人都对生活报以很低的期待，只有少数精英才追逐功名。但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每个人都被远在天边却又近在眼前的财富神话刺激着，深信平庸只是暂时的，自己完全有能力去实现任何理想。

可惜现实有点残酷。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时你寸步难行。不缺钱的人更容易借到钱，不缺爱的人更容易找到爱。

对此，罗素一针见血道：“人类的天性是对那些最不要求爱的人才最乐于给予爱。一个竭力用仁慈的行为去赢得爱的人，往往会因人类的无情而悲伤。”

悲伤得久了，不难发现：人人歌颂爱情，可到头来许多人都向现实低头。他们一边自我欺骗，一边默然地看着年轻人继续赞美爱情，往复循环。

而另一方面，“富不过三代”越来越像是穷人的自我安慰。失败并非成功之母，成功才是。物质丰饶的人做事很少受打击，也不怕打击，每迈出一步都能收获鲜花和掌声，因此愈发踌躇满志，分秒必争。而家境不好的人则更容易陷入到空虚迷茫，无所事事的状态中去。他可能挣扎过，也看到与他资质相埒的人努力过，但收效甚微。

2

为什么好端端的人活着活着就立地成佛了？因为他发现资本收入远远大于劳动收入，工作似乎失去了意义而梦想愈发难以实现。挫败得多了，便开始发表一些得过且过的言论，比如：

你只需看着别人精彩，老天对你另有安排；

这个世界没有错，谁让你长得不好看又没钱；

很多人努力了一辈子也就是从社会的四流挤进了三流；

爱情就是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了，那我便陪你天荒地老；

出卖自己的灵魂并不丢人，丢人的是没能卖到一个好价钱；

不要年纪轻轻就觉得自己跌入了人生低谷，你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学术能力的缺乏并不意味着你就擅长混社会，说不定还不如在学校的表现；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归来后，除了该做的事被拖延得更久，什么都没改变；

人生就是这样，有欢笑也有泪水。一部分人主要负责欢笑，另一部分人主要负责泪水……

其实，人生无非一场戏，不要着相。只要能不着相地玩下去，便可以享受快乐而不被痛苦和恐惧折磨。

奈何很多人就像沉迷网游的孩子，玩到服务器关停了还不肯退出，又哭又闹，即使佛陀告诉他这游戏只是众多因缘聚合而成的一个假象，不可能永远存在。

存不存在并不重要，就像人们殚智竭力、上下求索的“彼岸”一样，也许只是镜花水月，也许兜兜转转一辈子又回到了此岸。

卢梭认为，不管我们占有的财物多么丰富，只要还追求某种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就谈不上富有；相反，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现时的拥有，那无论实际占有的东西多么匮乏，仍是富有的。

由此观之，使人富足的途径有两条：要么给他很多钱，要么限制其欲念。

3

现代社会前所未有地解放了所有人，全面提高了每个人的收入，但人们却感觉自己比以往更穷、受限更多，原因即在于期望值被吊得太高，永远不安于现状。

我们从尊重个体价值出发，终于达到了消解个体价值的目的。所以，这是资本主义的错吗？

人类社会由大大小小的“想象共同体”集合而成。公司、国家、民族、宗教——这些虚构的信念保证了社会的分工协作和有效运转，但它们彼此未必兼容，有时甚至是互斥的，比如“自由”和“平等”。

自由的提升，势必冲击既有的道德规则，打破“大锅饭”；而平等要靠税收或政策来分配调节，便不得不牺牲一部分人的自由。

历史上的自由派往往是市场经济的拥护者，比如亚当·斯密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

无论富人如何天性自私，贪得无厌，甚至唯一的目的就是为自己捞取便利，剥削成千上万为他们劳作的工人的劳动所得以满足其所谓的虚荣，填充其无底的私欲，但实际结果却是富人和穷人共同分享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他似乎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同时，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心，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自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诚然，社会的整体财富并不是有限的，富人在扩大财富规模的同时，也间接带动或提供了工作岗位给穷人。

自由派排斥政府干预，强调自负盈亏，愿赌服输，发展到最后便有滑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险。例如，赫伯特·斯宾塞就曾说：

让孤儿寡妇艰难度日或贫寒致死似乎是一种残忍的行为，但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这种让劣者汰灭的做法同让那些因父母残病而先天羸弱、鲜能存活的婴儿及早弃世一样，又何尝不是一种善行？

显然，任由弱者自生自灭甚至盼其速死，有悖人类文明的正义与良知。因此，平等派代表马克思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自带剥削机制，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远低于工人为其生产的产品价值，资本家占有了这部分“剩余价值”，亦即他们所谓的“利润”。

对此，恩格斯索性挑明：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狡猾而冷酷，而非聪明勤奋或精力过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受到富人的欺骗和虐待，而非懒惰或愚钝。

虽不无偏激，但我们的确发现，现代社会，公众的幸福指数好像没比“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年代提高多少。不用看《东京梦华录》，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想穿越回北宋。我们的精神世界只是同以往任何一次时代变迁一样，失去了一些坏处，得到了新的束缚。

4

当人们不再为生存而苦恼时，欲望便接管了消费动力。你没有淡泊名利的权利，幸福的内涵也早已被界定：购买那些消费主义的符号——奢侈品、海外旅行、米其林餐厅。

并用它武装你的朋友圈。

如果你拒绝这么做，甚或竟敢安贫乐道，那么外部的否定、压力和羞耻感便会接踵而至，让你显得格格不入，罪莫大焉，忘记康德的至理名言：谁也不能迫使我以他的方式获得幸福。

康德肯定人的价值，认为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该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和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

这是自由主义的基石，却在当下面临着最严重的挑战，以至于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预言“自由主义的神话正在破灭”。

接踵而至的，一方面是技术、资本和权力对人的价值持续傲慢，另一方面是拒绝被异化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平凡之路——那些命运吝啬给的，他已经不想要了。因为努力不一定有结果，可不努力却一定很轻松。所有的痛苦和失败都源于你只想当一个成功的人。这句话既适用于事业，也适用于爱情。

在此基础上，有人甚至相信，只要不结婚，人生便打开了一扇多姿多彩、自由自在的大门。而“996”的加班模式，将彻底失去一茬茬韭菜。

当舆论空间被压缩到只能容忍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时，“斗鸡走马过一世，天地兴亡两不知”固然是一种人生选择，可也没太大意思。因为创造了什么比享受了什么更令人愉悦，留下了什么比消耗了什么更能定义“我是谁”。

因此，明知祸福一纸隔，可还是有前赴后继的人用音乐同命运抗争，用文字同命运抗争，用活着同命运抗争。

就像历史上那些从辉煌到湮灭的文明一样，虽终不免烟消云散，可只要存在一日，就绝不虚掷一日，坚信一代代人的涓埃之功，把思想、技艺和看上去哪怕百无一用的知识星火相传下去，千载之后必将激发回响，大放异彩。

事在人为，为者终成。若相信生死之外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逆天改命亦非痴人说梦。因为所谓的“命”与“运”也无非一个“势”字，势能趋左，也能趋右，天下从无一成不变之事。

每个人的身上都流着先人的血，每个人在世间的痕迹又会对后世产生影响。人虽渺若蜉蝣，恍如朝露，却是文化传承和集体人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若自外于此，则坠入虚无，无法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有形之物，终会腐朽。

由此可见，欧阳少恭（《古剑奇谭1》）对生的渴求的确令人唏嘘，沈夜（《古剑奇谭2》）为族群存续智尽能索、生死以之也足够伟大，但只有怀着“人生百年，吾道不孤”的信念，无惧天命，奋飞不辍，刺破黑暗，梦付千秋之人，才堪称不朽。

所谓不朽，就是在后代心中引起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