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江思恩，陕西省金融作协理事，作品散见于《延河》《散文选刊》《西安日报》等报刊，多篇作品入选《2017年江西诗歌年选》等。

飘荡在村庄上空的地名

江思恩

 

我赶在江南的凛冽之前，回到深秋的家乡，竟然不经意间邂逅了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地名。我的村庄地处江西高安市，一个四十来户人家的古老小村落。它也真不辜负一个“古”字。家谱记载，明代初期，氏祖从河南来，在我们县为官，后来便定居于此，自此我们县便有了“江氏”。而据《高安地名志》记载，元延佑年间，氏祖江朝宗、江朝福从高安筠东青石岭迁至此，定居成村。到底哪年建村，难以考证。但从以上两种说法，大致可推断村庄已有700年左右的历史。

这片令我魂牵梦绕的土地无论近看还是远看，都散发着令人惊叹的气质：田地一圈，山林一圈，环抱着土墙灰瓦木门的村庄。这里的山田岭地坡，塘溪湾沟井，给了我们粮食给了我们欢乐给了我们希望。哪座山结什么果，哪条沟有水喝，哪片地埋着祖先，闭上眼睛历历在目。就像作家文猛说的那样，“他们的名字如同我们的名字，也许是贱贱的，也许是土土的，因为我们都是村庄的子孙”……

自北边乡道上下来，沿着灌溉的沟渠，越过一片土坡，途经猪婆口、七公口、牛班上、旱口哩、棱头，跨过古石桥、塘子亢，转过庙边，便来到了炮子嘴山。山，东接打禾场，南邻村庄，西北与秧田相依，呈现出不规则的长条形，东西长约百米，南北宽约三十米。这里安葬着我们的祖先，因日寇曾在这里屠杀了一名国军连长而得名。炮子，在我们方言里，乃子弹的意思。其实，那个年代很多村人都没能逃过战祸，被抓的抓，能躲的躲，当兵的当兵……村子近乎成了废墟。听父亲说，大约1940年春天，刚二十出头的太爷被日寇抓去当壮丁，谁能想到只因有个日本兵冲他索要火柴点烟，他说没有，竟丢了性命。

踩着我家门前的车辄印，溯路而南，穿过冠子山、杉树林，村路和乡道在这里打了个优美的结，结的西边斜卧着棉花山，传说因有村人黑夜路过，看见山上开满白色纸棉花而得名。20世纪90年代，村里修建灌溉水渠，横穿棉花山，先后挖出坟冢二十多座，还出土了不少明清时期的瓷器，后来都被文物贩子低价收购了。去往棉花山，一条宛若游龙的红土路，从两侧浓密的山林中挤出。如果是雨天，最好穿着雨靴或光着脚丫，因为泥深坑多，倘若穿布鞋或运动鞋，没走几步，裤脚、鞋子都会被泥巴包围。这条路也是村人赶集的必经之路。这条路上发生过很多事，有件事直至今日，一旦想起依然令我彻夜难寐。那年我大约八九岁，某个冬日，我与母亲赌气，至于为何赌气已经没印象了，只记得我在前面跑，母亲在后面追。我边跑边把母亲新织的毛衣脱下来，丢进路边的灌木丛中。回到家，母亲见我身上没穿毛衣，便急切地问我毛衣在哪。心情稍微平静的我下意识地低着头，告诉母亲真相。母亲听完，脸色骤然黑了起来，眼中透出从未见过的焦急神情。我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勾着头，一个字也没敢从嘴里蹦出来。母亲并没有骂我，而是拉着我，迅疾出门折返，仿佛迟点毛衣就要飞走一样。可惜，母亲和我从哺时找到天黑，翻遍了路边所有的树丛，询问过村里每个经过的人，却终究未见毛衣的踪影，毛衣似乎真像母亲预感的那般飞走了。在那个一分钱尚且掰开用的年代，一件毛衣花却父母多少心血，可想而知了。

村子中心位置有棵百年樟树，树身需三人合抱，其裸露于地面的几根树根粗如牛腿。树下是一块场地，儿时的我们经常在这里打陀螺、捉迷藏、打石子，直到傍晚，父母寻找，呼唤着，才依依不舍离开。离开树阴，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出发，穿山爬坡过埂，到达京岗岭，只需一盏茶的时间。岭，高百余米，北瞰十里，南控锦江，是兵家必争险地。时至今日，两条深深的壕沟依然静静地躺在岭的半山腰。一路上，有古井、水塘、老栗子树，还要翻过新屋子面前、棱上，石碾、石碑、石墩，似乎与树蔸一样平常，或倚在墙脚或铺在塘沿。腐叶、杂草、泥土，好比是土路的润滑剂，倒是牵引着我的鸟鸣、虫吟，唱得天真烂漫。静心漫步，如若让景色蒙蔽了，极可能被毛辣虫叮咬，被芭茅割伤，被松针刺痛。京岗岭的山脚下盘踞着一畈田，俗称岭下龙哩，既不受洪灾，也不缺水，就那么渔船避风般偏安一隅，是村人公认的良田。夏日，我们短裤赤脚，下水田泥塘捡螺捉鱼；冬天，我们扛锹提桶，到沟底田头挖泥鳅……再说说新屋子面前，在旧时除了村北的老庙，还在村东偏南的新庙，也就是新屋。所有这些，都是通往民间信仰的一条路径。如今老庙地基尚在，新庙早已化作泥土。

小溪从东北逶迤而来，把村西的水田分开，尔后向西南蜿蜒而去。河东是我们村，河西是肖家。从棺材湾泅渡过来，拐上石家岩，绕过燕雀子坟，马地上便映入眼帘。小路盘盘绕绕，缓缓向上，路两边都是水田，野花和青草点缀在田埂上。马地上除了水田、秧田，还有菜地。菜地以残存的战壕为埂，喂养了我们空心菜、小白菜、红薯、南瓜、柚子。犹记得女儿第一次回村，两岁的她踩进马地上小径的泥巴里，仿若走在水泥铺就的城市街道上，待鞋子拔不出来时，她才疑惑地问我，“爸爸，路怎么还会吃鞋子呢？”

其实，村庄还有很多地名，溪畔的风车笼哩、柳树下、枧上，放牛的牧场斜里、垱外、龙湾里，旧时村人劳作的碾槽边、麻场、老仓库，还有我们儿时追逐玩耍的殿上、垱上、港下……这些地名或以地理特征命名，或以传说故事得名。没有人能经历所有的来去，唯有这地名平静地见证一切，已经成为承载村庄历史印记的“活化石”。然而，岁月是无情，梨树下的两棵大梨树已经死了，芝麻场栽上了栀子花，风车笼哩荒草凄凄，柑子园哩盖起了楼房，碾槽室坍塌成一堆瓦砾……许多地名早已在时空的长河里消散，亦如那早已化作尘埃的家谱，都逃不过命运的轮回。我家的那幢老屋还是那样的破旧，与如今乡间的变化显得格格不入，似乎在以自己的方式印证乡村的物是人非。

把农村户口注销，换成城市户口的时候，是二零零三年，我十九岁。那时我的注意力都在上学、考试上面。因此，我是在毫无知觉的状态下失去了我在村庄的土地，就像一个人被打了麻药，然后失去了一只肾。而我的失去，在当时是巨大的喜讯。那意味着我拥有城市户口，再也不用像祖辈们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那是多少人的梦想。在村庄，二百多口子，能做到这点的，用一只手的指头就能数得过来。那时，激动的不只是我一个，还有我的亲人，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大摆筵席。离开家乡后，家乡的味道和城里的味道在绿皮火车间流转，延续了好多年。后来在城里安了家，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但对它的思念却与日俱增，就像作家格致写得那样，“我身体里的地主基因开始苏醒。”

人在长大，一些东西在悄然变化。尽管我在家乡生活了二十年，有些地名却已经模糊不清。我总以为，这种忘却，唯我独有，其实不然，村里的很多年轻人也有同样的感受。看着听着父亲、医生伯、正根伯、福根叔、新民叔在微信群里把一个个地名和地名的渊源细细道来，我突然狭隘与偏执起来，“地名记着所有的人和事，父辈不在，村庄焉存？”

来源：金融作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