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哪怕三十年前，泥土们都不会想到会有今天。往前推，三千、三万、三亿年前，天地混沌，洪荒一片，苍穹之下唯有泥土单调而绝望地无边无际，那一刻它们心生凄凉过吗？可曾独孤求败，渴望过其他兄弟的降生以图世俗的热闹？它们肯定没有料到，转眼间节节败退的日子说来就来了，一个叫水泥的东西横空出世，终于挤垮它们统领了地球。

其实二者区别有多大呢？一字之差而已，可是搅了水和沙子之后，水泥霎时不是泥，不是水，也不是沙，它孙猴子般变身，滴水不漏，坚硬似铁，刀枪不入。而泥土能吗？泥土不能，沙掺进去它更稀疏，水浇之下它更松垮，凝结也是一种能力，它没有。那就只能认命了，如同一个人，明明和另一个人同姓或者同名，可人家吃香喝辣当着总经理董事长，你草民日子却一成不变并且万古没有变的可能。有时候我看到某座城某条街道忽然路面塌陷的新闻报道，会觉得应该就是泥土对水泥的反击，可这又算什么？最多和阿Q摸小尼姑脸一样不成器，水泥呵呵一笑，重新与水、沙子联手搅拌几下，覆盖上去轻松如囊中取物。

但树与菜种在水泥中能活吗？不能。这就是植物们的坚贞之处。风水轮流转了，可植物根须却始终不肯屈服强者，它们保持古风，维护传统，只愿与越来越羸弱瘦小的泥土唇齿相依。这其中隐约有某种与爱情接近的眷恋，非你不可，离了你就气绝身亡。泥土倒没心没肺地恬淡，是植物执意如痴情女子，一生一世只肯活在爱人怀里。

市场上不是已经有大量营养土出售了吗？网上也有，很方便，点下鼠标就送货上门了。但它们只是一堆假土罢了，松松垮垮地摆出土的面目，却没有血肉相连的黏性，也不能化为泥浆，连一丝土腥气都散发不出来。假花也是花，但与真花哪里能在一个档次上？

我开车到处转悠，我需要找到一批土。

车轮碾压过一条条柏油或水泥马路时，发出微弱的吱吱声响，呢呢喃喃，类似耳语。我想轮子们是喜欢这种质地的路，它们相信这才是所谓的高大上。作为工业制品，橡胶在机器里转过几圈之后，就霎时以为自己出身高贵了几分，骨子里对古朴的泥土路就有着本能而彻底的鄙视。泥土也从来没有与它们化敌为友的打算，一发现有车到来，便不约而同拿脸色给它们看，坑与洼都是投枪匕首，造出的颠簸程度得视心情好坏而定。

似乎有点像逛街—有逛街的耐心和左顾右盼的眼神，却又比以往挑衣服买食物有着更精准低矮的目标。繁华的商业区是不去的，越繁华必须绕开越远。只是一直绕到城乡结合部了，那里仍然是一座接一座簇新的楼房和正在架设中的钢筋水泥。土们到底犯了什么错，需要被这样斩尽杀绝？没有人问过它们的感受，它们的躯体扣在地的深处，那里阴森黝黯与世隔绝。

它们被人类活埋了。

终于在一个工地旁发现几堆土，似已被废弃，又似只是闲置待用。管他哩，还没来得及过个脑，就忙不迭停车，提桶握铲奔去，宛若奔向富饶美丽的金矿。

但把土卸到院子里时，邻居过来一看，马上呵呵笑起说，这是沙土，没有营养，根本种不了东西。

土居然还有优劣之分，这完全在我认知范围之外。抬眼茫然四望，那一瞬心底明明有几股无助翻滚而过。如何是好呢？其实即使是没有营养的沙土，也找不到太多了，一幢幢楼房取代了一棵棵树，钢筋水泥就是我们的森林。邻居以过来人的口气又说，小区门口有人卖土。出去一看，果真有，看上去不像是原址出品的，而是用大卡车从别处运来，然后囤在那里奇货可居。问了价格，说是一立方一百三十元，一拖拉机可装两立方，也就是两百六十元。

我脸上肯定漫上一层惊愕之色，长时间回不过神来。贱如土，这话好像还没从人们嘴边褪尽，哪知它却已经有了身价。以后还会行情看涨吗？水泥地必将越来越多，土地则随之越来越少，所有东西但凡稀缺，就有升值空间，难道终有一天泥土也能成收藏品？细想极恐。到处都是水泥的坚硬之后，这个世界还能剩多少柔软？

几乎所有小孩都对玩泥巴兴趣盎然，从双手沾满泥巴的童年开始，有一天我们又终将归于泥土，人与土的感情原来就源自这样一个隐秘的关联。轻飘飘的营养土哪里能担起如此重任呢？我以前爱惜自己双手几近病态，每天护手霜反复涂抹，仍然对上面挡不住浮现的条条皱纹黯然神伤。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这话是谁说的？其实手比脸更率真坦白地透露出生活品质与心境，再优质豪华的化妆品都无法掩饰上面每一丝游动的衰迹。一个女人的好日子总是从满足胃开始，之后转战脸蛋和身材，但只要还未把金钱与智慧投注到呵护自己的一双手上，她的日子就远未抵达雅致从容的层面。

可是种植这件事，手怎么能够高高在上漠然旁观呢？脚虽然更粗壮有力，却沦为笨拙的助手，只能被动听从号令，向东向西随便调遣，最多帮忙出点苦力，在肩挑手提时参与负一负重。冲在第一线的必须是手，细长的胳膊和更细长的十指都有着与树干类似的长姿，这一定让植物们有充分的信赖与认同，恍惚间以为正与自己的同志战友意外相逢。

那就拜托手了，却还是有几分不舍，因此特地购买回十几双橡胶手套，分放各处时刻候着，结果却总是不戴。不是故意拒绝，忘了，又忘了，还是忘了。所有会轻易忘记的事，都是下意识里所排斥的。无论树或菜，都是我与泥土之间的关系，指尖有心意和嘱咐要传达给泥土，拜托它们多多关照，橡胶来隔一层插上一脚又算什么？诚意明显就不够，那怎么能行，我还指望丰收哩，不能得罪泥土。

常常劳作一番之后洗尽手，心里才猛然毛了一下。我想起土的历史了，它们已经活在世上几亿几万几千年，掩埋过难以计数的尸体，尸体化了，融为土……某一把土里，会不会恰巧有我某位祖先曾偶然路过留下的印迹？借助土与祖先握个手，多半能得到祝福，被赐予力量，但如果邂逅家族旧仇新恨的恶人呢？比如帝辛，就是商纣王，是他把我们林姓老祖宗比干的心挖掉，已经被咒骂了几千年，不知改邪归正了没有。他要是游荡来，即使早已脱胎成慈悲之士，即使身边还带着美若天仙的妲己，那又怎么样呢？我还是有一万个不愿意。如果手上恰好有小伤口，恐惧与后怕就会成百倍地膨胀开，担心恶人的魂灵会化作巨大的毒素从伤口那里滑进我躯体，从此开始新一轮作恶多端的旅程。不由得拧开水龙头再洗，又洗，反复洗，一边悔恨不已，一边痛下决心今后必定不再重犯。

可是下一次仍然赤手上阵，手套呢？手套又被丢到了脑后。

二

身份证上我的出生是在一月，这是迄今为止存在于我身上的最大谜团。

福州城的边缘，那座位于福厦公路旁绿树成荫的庞大校园，我曾经坐汽车从尚干镇进城必定要经过之处，从前是闽侯一中，现在是福州城门中学，母亲当年在此工作时，我降生了，但母亲却想不起具体是在哪一天。家中三个姐弟，包括我的姐姐和弟弟在内，生日都模糊，户口本上所标明的，都不过是后来随便写下的数字而已，母亲从来不觉得过生日这个仪式是人生所必需的，她自己不过，也不为子女过。

她是个什么类型的人呢？有两大爱好：做媒人和打麻将。还有无数的特长：画画、剪纸、拉二胡、缝制衣服、做木工家具、用塑料珠子编各种工艺品、煮一手好菜……还有吗？肯定还有，天生一双巧手的人真是无坚不摧。作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婆婆，她至今仍坚持每周眉飞色舞地坐公交车去老年大学上课，风雨无阻，打扮光鲜，总之怎么看都是个积极入世的文艺女老年，性格单纯明亮，并且具备支撑每天如此兴高采烈的好体力。1934年她出生于福州下杭路一位藤行老板家里，虽不是阔门大户，倒也一路衣食无忧，并且是家中的宠儿，十八岁前在家据说连水都没烧过，上学时在校也整天忙于吹拉弹唱、蹦蹦跳跳，这种人怎么会对一个小资必备的仪式如此彻底不屑？去年九月的某天，她突然很有把握地问我：“过两天是你生日吧？”这是几十年来她第一次对我生日这个问题有所重视，一时之间让我脑子滞得完全回不过神。太陌生啦，最后也只能哭笑不得地摇头。作为天下为数不多的无过生日之家，几十年下来，家里每个成员其实都已经习惯了，过不过都一样长大老去，平安就好。

我上小学时还没报过户口，这种事发生在那个年代不算奇怪，但也不能说很正常。我父亲在福州英华中学读的书，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闽中游击队，然后从公社秘书做起，“文革”前已是公社副社长。那时机关建制小，管户口的办公室就在公社大院里，也就是说是一个单位的，只要抽出几分钟拐过去就轻轻松松把这事给办了，结果却一直没办。

共和国诞生后，不过是闽中游击队一名文化教员的父亲，也毫不客气地把自己归入夺取江山的功臣之列，掏心掏肺地爱着这个国家与政党，恨不得日夜甩开膀子为新中国大厦多献上一块砖，所以他根本没弄清自己这只蚂蚁的分量，每天早出晚归不是开会就是下乡，有时关节炎发作，膝盖肿得如馒头，也照样一瘸一拐地匆匆出门。每次望着他这般背影，我总会想起电影里那些从火线狼狈退下来的伤兵。他太忙了，哪有空管我们。而母亲又在外地工作，一两周才能在星期日回家一次，来去都匆匆，所以到了要上小学，只能由不识字的奶奶把我带去补报户口。工作人员问哪年出生？奶奶说不知道。哪月哪天出生？奶奶还是说不知道。工作人员是熟人，没有为难我们，她自作主张帮我填出一个数字，于是它就成为我档案的一部分。只是之前填写的日期一直是“16”，八十年代全民开始做身份证时，不知怎么又变成了“26”。

拿出万年历推算，无论十六日还是二十六日，母亲都是在春节期间坐的月子。她认真想了想，说不可能。我没有能力解决这个历史悬案，管它哩，反正也无碍，就这样吧。

星座学开始流行后，一查对，一月十六日是摩羯，二十六日则是水瓶，都属于优点甚多的星座：一个气场强大、注重实际、耐力十足、具领导才能；一个聪颖脱俗、常有奇思异想并且有不按牌理出牌的艺术天赋。两相比较，后者更有诱惑力，但我还是下意识选择了前者。这个日期跟随我度过整个学生时代，一次次填表毕竟已经填出了感情。

至于具备领导才能这件事，反正也没领导过全国、全省、全市人民，所以核实起来有一定难度，缩小到自己家中，似乎已经得到一次次证明。也就是说之前我基本认可自己掌控局面的领导才能，现在却又基本否定，自信是在种植中一点点被摧毁的。

院子里这些地需要多少土？地以外还需几个盆来装土？我原先小看了这些问题，根本没多想，土就来了。两立方的土从拖拉机上卸下来时，堆在地上是一座小山，它们不能纸一样折叠，也不能衣服般逐一挂起。我绕着小山转几圈，暗暗倒抽了好几十口冷气，恐怖感汩汩冒出。难道从此要愚公似的每天生活在山前？怎么处置它们居然需要考验智慧了。

楼上有个露台，本来可以用来赏月赏星，如今只好也辟出来种菜。

试着装半袋子土往上提，登几个台阶就败下阵来了，主要是手，手吃不消。肩周炎、网球肘，这两个顽症来袭多时，一直没法根治，而土，看着那么无助地散落一地，长得又黑乎乎的丑陋不堪，谁知道竟是如此有重量。

只好到小区外雇人。

来了一对夫妻，四川人，三十多岁的模样，挑一半土上露台开价三百元。女的负责装土，男的一趟趟往上挑担子。大热天的，看他浑身大汗淋漓步履越来越沉重，为减轻剥削人的罪恶感，我又加了五十元工钱。结果他一来劲，卖力过度，竟挑多了，眨眼间小山就从楼下移到楼上。露台不大，几乎称得上狭窄，土山堆在那里，就显得更为陡峭刺眼，宛若一位不期而至的怪兽。在露台走动，每一步似都有颤动感。水泥楼板哪见过这阵势？它会不会被吓着了？会不会不堪重负，然后忽然“扑通”一声，裂了，塌了？崩溃了？不安了几天—何止不安，简直心惊了，越想越怕，午夜梦回，一层冷汗。但既已如此了，也只能面对。先是弄几个陶瓷盆子装上土，盆满了，土却还没消化掉十分之一。也许应该启用数学求体积的运算公式，精确计算X-Y等于多少，X+Y又等于多少。只是先别说以前我根本没学好这门课，就是学好了，现在又怎么测量这么多盆子和土的体积？即使陈景润复活了也无能为力。

只好用塑料桶把土再一点点提下去。下楼没上楼那么吃力，扶着栏杆靠惯性也能把桶甩出几步远，遇平地时还能搁下用脚推挪几步，但终究成效甚微。当然还可以再雇人挑，可是怎么觉得开不了口呢？即使雇的是另外一个工人，可是我自己是知道底细的，自己也会嘲笑自己啊。

邻居有一种说法，小区里那些从乡下买房进城的人都没有种植的兴趣，连花都懒得种，土对他们而言毫无新鲜感。

我先生插过队，他对泥土的全部记忆与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担子、在满是水蝗的田里弯腰耘草连在一起，泥土浓缩了他青春期无法排泄的全部苦痛，看我忽然疯子般奋战于土中，既吃惊又不满。说白了，他如果肯找个农妇当老婆，当年在知青点时早把村里大辫子的小芳姑娘娶下，悠然过几十年幸福生活了，何至于等到今天。不过吃惊与不满都挡不住我，有这么多泥土做后盾，我好像也不怎么怕他了。他苦笑地摇头，然后出于人道，帮我把土一次次从露台往楼下提。放下桶拍拍手，他强忍怒火告诫道：差不多啊，别再弄了。我装温柔连声答好好好，一定不弄了。心里知道这个态度很虚假，只是报答他为提土做出的一点贡献。事实上哪能不弄？不弄从楼上提下来的土怎么办？总不能摊在院子里任风刮任雨水冲，那不是没有给土应有的尊重吗？

只好又去买盆子，行动不是大张旗鼓，通常号称去上班或者进超市，然后多踩几脚油门，车开进花鸟市场。店主已经认熟了面孔，见到我很喜悦，二话不说就往后车厢里搬盆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也不知道到底该多少个，运回去，搬下来，土装进去，结果土又不够了。

清明节到乡下扫墓，看到路边菜地里土黑黝黝的，我两眼顿时喷出只有在大百货看到心爱的名牌服装鞋包才有的贼光。从乡下回去，我以前每次会假装诗意地采几束野花野草带上，这一次我只带土，整整三大袋黑土。一路上心里非常充实，觉得土们挤在后车厢里必定也是幸甚至载歌以咏志。“土包子进城”说的不就是它们吗？能到城里做土，虽然命运不一定好，毕竟能多长点见识，见识就是力量。

我不承认这就是从浪漫主义跌到现实主义，有土什么不能长，何况几束花？回过头来，就是跌了又如何？烟火气弥漫的现实，才有我们身心所需求的营养。

有一天见江滨大道边横躺着一排大树，几个工人正挥锹舞铲挖坑，显然是为了种树。我没打量树的品种，眼睛直接盯住从坑里刨上来的土，土们乌黑湿润，浮着一层油亮。这条像蕾丝般沿着闽江一路蜿蜒的大道，在修建之前，是乡野农地，也就是说在水泥之下，它们还保存着曾经的优良品质，忽然重见天日，芬芳不变，而我偶然路过，一下子成为它们的伯乐。

停车，取出米袋和小铲子，这是一个多么有先见之明的准备。但我不免还是心虚，这么好的土，它们已经像个宝了，人家是否同意被取走？小心翼翼地问工人，工人趁机歇下来，拄着锹和铲问拿土有什么用？我老实坦白说种菜。工人们互相对看一眼，都笑起来。其中一个瞥了一眼我的车，小声嘟囔一句：“宝马”。于是又有一阵笑意浮起。我有几分窘迫，正犹豫着要不要赶紧逃窜，这时一个穿蓝衣的小个子工人从坑里跳上来，从别人手里拿大铲，他说我来帮你。

那一刻，我觉得他就是一位超人般的救星。

三个大米袋，如果用我所带的小铁铲至少得费时半小时，蓝衣工人舞几下大铲就装满了，然后又帮我搬上后备箱。我说着谢谢，又说着谢谢，手也伸向前车门，想从包里取点钱酬谢下，但蓝衣工人已经重新跳回自己工作的那个坑了，头都不抬了。

感动，只有这个最通俗简朴的词能形容此刻的情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太英明了，但是学了几十年，以我目力所及，雷锋式的人物却越来越少，这个蓝衣工人算硕果仅存。我后来把这个经历说给别人听，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你是美女。我脱口说：因为我是老人。其实都不是，蓝衣工人帮忙的真正动因也许来自于泥土。他有四十多岁了，听口音是四川人，来自乡下吧，肯定种过地，到城里来又以挖坑这种活继续与泥土打交道。对早已见腻的土他虽然没敬意，但未必没感情，毕竟土是他赖以生存的饭碗。忽然有个傻大姐三不着六地来讨土，他于是顿生家里敝帚被人珍的惊喜，看在土的份上，才出手帮忙。

如此猜测有贬低他人格之嫌，但难道没有一定合理性吗？

谢谢他，也谢谢土。

（——本文选自林那北：《屋角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