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9月2日，周一，是全国中小学生开学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在这一天切换新的时间频道，开启新的学期生活。

历史常有不可思议的巧合。

 

同样在这一天，114年前，即1905年9月2日，对全国的读书人来说，却是一个天崩地陷的日子——这一天，袁世凯、张之洞等六位督抚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绵延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至此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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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当年曾写有《十万进士》一文——中国从隋唐开科取士，到清末1905年废除科举，共录取了10余万名进士。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大致相当于平均每年录取不到80人。物以稀为贵，中国人的科举情结，由此一代代沉淀、增厚，科举功名成为一种供奉在中国人心中的图腾。

康熙年间，广州有一位99岁的老人参加乡试，由他的曾孙提着写有“百岁观场”四个大字的灯笼，一步一步领入考场。《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年过半百仍是童生一枚，得周学道怜悯，始考取秀才。而周学道本人当年也有过类似际遇，才对范进另眼相看。虽是小说家言，但科举让多少人前仆后继、皓首穷经，让多少活泼健壮的生命桎梏其中，却是不难想象的。

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在其著作《中国的现代化》中如此评价:“科举制度的废除，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其意义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这应是一种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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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向来认为腐朽、黑暗、无能的晚清，令人惊讶地呈现了一种难得的新政气象。仅以教育改革为例，在废除科举前后，新政频出，力度空前。早在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范畴。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

同在1898年，清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即北大前身。由梁启超草拟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兼容并包”、“中西并用”，被认为是我国首个高校章程。京师大学堂延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西学总教习——就凭这一点，今天的北大不如京师大学堂“大”。

京师大学堂之外，各省地方学堂也次第兴办。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慈禧通谕全国：“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著各该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次年二月（1902年3月），清政府再次谕令各省妥速筹划学堂，并将开办情形详细具奏，如果再观望、敷衍、塞责等，不能宽容。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清政府又颁布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订立的《奏定学堂章程》。仿照日本做法，制定了从蒙养院、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直至通儒院的普通教育体系。到1909年，全国新式学堂的数量已达5000多所，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

用现在流行的媒体报道语言来说，这样的改革称得上波澜壮阔、气象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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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废除科举断了读书人的生路，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这种说法是大致成立的，它也进一步说明，虽说是迫于形势，但人家的改革是动真刀真枪的，是刀刃向内的。从古老的科举迅速过渡到教育近代化，得益于其改革一开始就具备了国际视野，积极向外寻找思想资源。

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对我们来说，科举真的废除了吗?

教育越来越形式主义、越来越走入一种类似科举八股的僵化胡同，是许多人的同感。标准答案的履带，压碎了创新的思维，使学生越来越成为教育流水线上的工具化产品。以与古代科举最接近的考场作文为例，多年前曾看到一篇报道，一位参加过高考改卷的老师说，他们改高考作文，最快的速度是一分钟改两篇，只看开头三行能出彩，结尾有一句响亮的话就OK，中间讲了什么根本没时间去看——我估计中考作文改卷也大抵如此。这导致各种模板作文也就是现代八股流行，少有人愿意去进行真正的阅读、思考与写作。

进一步说，当年清末教育新政提倡“兼容并包”、“中西并用”，今天的我们又在忙些什么呢?在阻止什么又在暗暗提倡什么?我们的精神是否比那时候更强健?社会是否比那时候更有常识?这是我最想表达的部分，却不得不用一串含混不清的问号来代替，只能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