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读”，恐怕须加繁琐的限定，才能使它与众人熟习的那种“读”建立起联系，所以我宁愿称其为“翻阅”。首先，在我翻阅过的书中，从头读到尾的只是少数——在传统的读书人看来，这无疑是大逆不道的。不过，我想说，阅读的崩坏，源头其实是写作的崩坏。当一位学者将相互间只有极稀薄的关联的论文连缀起来，搭成一部专著的门庑，而他竟然指望读者乖乖听话依次读来，我们到底应在多大程度顾念他这种愿望呢？法国作家达尼埃尔·佩纳克（Daniel Pennac）写过一本有趣的谈阅读的小书《宛如一部小说》（ Comme un roman ），他声张的“读者权利”，第一条，不读的权利；第二条，跳读的权利；第三条，不读完的权利……我悉数赞成。

其次，我习惯了跳来跳去的阅读，习惯了跳走再跳回来的阅读。在同一天里，我可能会在四五本书间跳来跳去。有时候，一本书我只读了一章就把它丢开了，可一周后、一个月后或一两年后，我可能又把它捡起来接着读下去了。跳来跳去、跳走再跳回来的阅读，本质上是鸡尾酒式的阅读：它叠加场景、混合体验、漂染悟性、淬炼反思。在记忆中纷纷欲散去者不强挽，对游移萦回者，有“小立待其定”的耐心。读大书如克名城，“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样的阅读传说、阅读神话，我们自然都听过许多。我也觉得那种犟脾气的读法，对某一类书或人生某一段阶，是适用的。但我不认为，那是唯一合法的读法。是否依次读来，是否从头读到尾，与其说取决于读者的个性或习惯，不如说取决于书本身的性质，更取决于阅读的目的。仅就我为时一个月的外文阅读而言，恣意涉猎的企图是压倒从容含玩的痴想的。

第三，是尝鼎一脔就权且置之，还是一气饮尽最后一滴，本来就寓有我的价值判断、审美判断以及某种“阅读经济学”的算计。假如将“克名城”的比喻再加发挥，我们不妨追问，一味强攻，即令最终夺下城池，将士、粮草、兵革等等的损失，又该如何跟胜利的结果进行折算呢？设使隳的是名城大埠，倒还罢了；若耗三军之力，只拿下个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恐怕则更无把握定其得失了。下面我历数翻阅过的书，偶尔会交代为什么某种书只选读而未全读，其中既有基于判断者，又有基于算计者。

然而，自辩终究是乏味和有失体面的。若我以这种方式读书，将作为一宗昭彰的失败案例而陈尸于解剖台，供未来的万无一失的阅读法传授者们嗤点，那何尝不是一种荣幸？

一

我的读书，一般体现为“两条路线”之争：一条是持久兴趣自行铺展出的路线，另一条是由新到手的书或因研讨需要而临时参详的书所牵领的路线。当然，二者是每每交错的，刚搜求到的书未尝不是持久兴趣的某种结果。

过去几年，从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一直是我阅读的重点。此次翻开的第一部书即由这一路线而来。读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的《文学中的维多利亚时代》（ The Victorian Age in Literature，1913 ），如聆智者謦欬，有时会觉得他兴会极高，简直口沫四溅，尽管咳唾的都是珠玉，有时也未免支离曼衍，像谈话谈久了，偏了航道，但总归他的好处，非今日既欠缺知识又自甘束缚的笨伯们所能领会，因为他那些令人应接不暇的判断里融进了太多思想上的、文字里的体会，来自那一语境里的经年浸淫，而这些不是可以凭试剂或量杯来检证的。

如他评马修·阿诺德：“在穆勒的‘自由’、卡莱尔的‘力量’以及罗斯金的‘自然’之外，他另立一物，壁垒一新的一种东西，他称之为‘文化’，它经由对最好的书、最好的作者们的详审细查，达至心智的自由挥洒，蠲除世俗利害考量……有时他谈起‘文化’，就好像文化是一个人，或者至少是一个教派（因为教派往往带有某种人格）：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文化’确实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马修·阿诺德……他有点像是上天派来的信使。他与维多利亚时代只重实效实用、粗俗却又闷闷不乐的向上精神正面对决，其精神可用他本人的一句妙语概括：他向英国人民发问，问把他们从伊斯林顿载往坎伯韦尔的快车究有何用，如果只是把他们‘从伊斯林顿的阴惨、粗鄙的生活载往坎伯韦尔的阴惨、粗鄙的生活’？”